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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时代广场兴建的同时,九仓亦展开对尖沙咀海港城的庞大重建计划。海港城一期重建计划是将两幢住宅物业重建为两幢楼高36层的港威大厦。一期重建工程于1994年完成,为集团提供了113万方尺的写字楼物业。海港城二期重建工程随即在1994年展开,将原址3幢住宅物业拆卸重建为3幢甲级写字楼,为集团再增加270万方尺的写字楼和商场面积,以进一步巩固九仓作为“尖沙咀地王”的地位。二期工程已于1999年陆续完成。据统计,1998年九仓旗下的投资物业组合已高达950.7万方尺,已超过置地而成为与太古地产并驾齐驱的大型地产投资集团。这一时期,港府在卖地方面亦屡创佳绩。1996年3月,新地、恒基合组财团,以47.25亿元夺得红磡湾填海区内地段一幅非工业用地。1997年3月,信和置业联同大股东黄氏家族,以118.2亿元的高价夺得柴湾小西湾一幅非工业用地,创下香港官地拍卖史最高金额纪录。其后,面临撤退的港英政府再分别以55亿和60.6亿元的价格,售出赤柱黄麻道和九龙环海街两幅土地。80年代初跻身地产五虎将的恒基兆业有限公司,创办于1973年11月,创办人李兆基,祖籍广东顺德,1929年出生,早年曾在其父开设于家乡的永生银号当学徒。1948年,年仅19岁的李兆基随身携带1 000元,从家乡顺德南来香港,初期在金铺做外汇黄金买卖,1958年起与郭得胜、冯景禧等合伙从事地产发展,并创办新鸿基地产。1972年新地上市后不久,“三剑侠”各奔前程,李兆基辞去总经理一职,自立门户创办恒基兆业。当时,恒基兆业约有资产5 000万元,发展地盘约20多个。职员四五十人,已有一定规模。金沙577944另一幅土地是广东道前警察宿舍地皮,占地约11.1万方尺,预计可建成1100个住宅单位。出售前据测量师的估计,每方尺地价约值4000元,即总值超过40亿元。港府以招标形式再推出该幅土地,事前各大发展商均表示有意角逐,但其后受到马鞍山酒店地段低价出售的影响,加上当时市场上的多项不利消息,各大发展商均以低价入标,结果被长江实业为首财团以28.93亿元标价再夺一城,每方尺楼面地价仅2840元。该幅土地若连发展成本及两成利润,在3年后建成则每方尺楼价6500元,较当时同区位置较次的爵士花园每方尺售价8800元,足足低了两成半。这次售地向市场传达了一个信息:已经下跌了3成多的楼市,可能再跌3成。结果,2月份出现的楼市“小阳春”瞬即烟消云散。

金沙577944新鸿基地产于1972年8月23日在香港上市,当时新地的法定股本是3亿元,实收股本约2.27亿元,每股面值2元,以每股5元公开发售2 000万股新股,集资1亿元,结果获得超额10倍认购。当时,新地已颇具规模,拥有23个发展地盘,占地面积达30万方尺。上市首年,新地的纯利为5 128万元,比预期利润高出五成。(2) 利率持续攀升,银行和财务公司信贷收缩。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开始过热,通货膨胀率已达到15%以上,但1978年香港的优惠利率平均只有6.68%,而楼宇按揭利率平均为10.62%,形成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有增无减。期间,港元汇率因外贸赤字增加(地产狂潮中,香港建筑材料进口大增,亦令贸赤增加)而偏软,刺激利率上升。1980年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打击通胀,更推动香港利率大幅急升。1981年10月7日,香港最优惠利率升至20%的历史高水平,楼宇按揭利率更升至21%,对置业者产生巨大的阻吓力。(见表3.5)这时期,港府又修订卖地政策,取消“分期付款买地”,令发展商购买土地的成本(利息)更形沉重。地产业对香港财政收入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卖地收入上。据统计,从1971/1972年度到1997/1998年度的27年间,香港政府的卖地收入累计高达2554.23亿元,在同期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达13.5%。具体而言,卖地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各年变化颇大,从70年代中期起逐年上升,到8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1980/1981年度,卖地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一度高达35.6%,其比率如此之高,这在西方经济中比较罕见。进入过渡时期以后,由于卖地收入对半平分拨归港府和中英土地委员会辖下的土地基金,卖地收入在政府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有所减少,但到1997/98年度又回升至23.4%。(见表6.7)除卖地收入外,香港政府还直接或间接地向土地、房屋征收多种税项,包括地税、物业买卖印花税、物业税、差饷,以及地产发展商的溢利税、利息率等。此外,港府还有物业及投资收入。据统计,从1994/1995年度至1998/1999年度的4年间,仅差饷和政府物业投资两项累积达386.81亿元,约占同期财政总收入的4.9%。(见表6.8)换言之,如果将卖地收入、差饷、政府物业及投资,以及其他各项相关收益加总,在政府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估计平均达20%或以上。地产业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成为香港实行低税制的基础,对香港财政收入的稳定具重要意义。

(2)推高经营成本,严重削弱香港经济的竞争力。随着地价、楼价的急升,香港的写字楼租金大幅飙升,到1996年底,香港甲级写字楼租金平均已达每年每方尺105.56美元,在全球主要商业城市中高居榜首,远高于排二、三位的莫斯科(78.79美元)和东京(74.32美元)。高昂的经营成本已严重削弱了香港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正如美国学者恩莱特(MichaelJ.Enright)教授在《香港优势》中所指出:“影响香港目前和未来竞争力的各种问题中,最广受议论的是成本问题。众所周知,香港的住宅和办公室租金之高,在全世界数一数二。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已经被零售业的租金影响了,因为昂贵的租金已经转嫁到零售商品之上。”〔24〕同样道理,昂贵的楼价、租金也转嫁到服务业以至经济各行业,香港正逐渐形成地产业一枝独秀的局面。1965年香港爆发银行危机,地产市道萧条,中央建业业务大受影响,胡应湘遂决定另组公司自行发展。1972年,胡在父亲协助下向汇丰银行贷款1 500万元,创办合和实业有限公司。同年8月,合和在香港挂牌上市。当时,合和实收资本2亿元,分为10 000股,每股面值2元,以每股5元公开发售2 500万股新股,集资1.25亿元,用作减轻债务及地产发展。当时,香港地产市道蓬勃,股市飙升,合和的股价也于1973年3月冲上每股30元水平,比认股价急升5倍,整间公司市值高达36亿元,成为规模最大的华资地产上市公司。上市首年,合和纯利达6 070万元,比预测利润高出四成半。1979年,恒隆与长实、恒基兆业、新世界以及置地合组财团(恒隆占37.5%),再投得地铁旺角站上盖物业发展权,兴建一幢22层高的商业大厦旺角中心。80年代初,旺角中心推出之际,正值地产高峰期,扣除给予地铁的盈利之外,总利润高达4.3亿元,恒隆赚得其中的1.6亿元。金沙5779441980年,置地在痛失九龙仓控制权后,投资策略发生重大转变,明显放弃了一贯奉行的保守、稳健、持重的作风,转向冒进、急躁、投机,成为当时香港地产界的“超级大好友”。1981年初,置地与信和地产合组财团,以13.08亿元购入港岛大潭道白笔山地段,计划兴建别墅式豪华住宅。同年8月,置地再与佳宁合组财团,以28亿元购入尖沙咀旅游中心区美丽华酒店旧翼,计划发展成置地广场式的高级商厦。1982年2月,置地更以47.55亿元的高价,投得港岛海旁现交易广场“地王”。期间,置地还先后发动“破晓突击”,斥资35亿元购入香港电话及港灯集团各34.9%股权。这时,置地决策层对香港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已严重脱离了客观现实,并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60年代初,郑裕彤开始看好香港地产业前景,及至1967年地产低潮期间,郑裕彤联同其好友杨志云等趁地价急跌之机大量购入地产物业。1970年5月,郑裕彤、杨志云等联手创办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并于1972年11月23日将其在香港上市。当时,公司的法定股本为7.5亿元,实收股本6.74亿元,除拥有尖沙咀新世界中心地盘外,还拥有4幢高级商业、住宅楼宇,4间电影院及一些商铺、写字楼单位,总面积74.6万方尺,每年租金收入2 130万元。此外,还拥有6幢兴建中的商住楼宇,规模已不小。1984年12月,中英两国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进入1997年回归祖国的历史性过渡时期。随着政治前景的明朗化和香港经济复苏,地产业再次进入新一论循环周期的上升阶段,时间长达10年之久,打破战后数十年来香港地产市道每八九年经历一次周期的规律。在过渡时期的地产大潮中,随着市区土地资源日渐短缺,地价、楼价不断上涨,地产发展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经营房地产所需资金也日见庞大,大批早年从事地产业的中小型地产公司逐渐被淘汰。经过激烈的竞争、收购、兼并,十数个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地产集团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这一时期,香港地产业寡头垄断的局面逐渐形成。地产业也成为了香港经济的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在香港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并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被誉为香港经济的“寒暑表”。不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地产市道从高位大幅下跌,受到重创,其发展前景正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尖东区这一系列美轮美奂的商业大厦,是信和集团在香港的代表作和象征。如果说置地雄踞中环、九仓称雄尖沙咀、希慎割据铜锣湾的话,那么信和则在尖东独领风骚,“尖东地王”可谓当之无愧。正因为这样,信和地产后来亦易名为尖沙咀置业。(1) 香港经济持续繁荣,市民收入不断增加。踏入90年代,在亚太经济,尤其是在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推动下,香港经济保持持续繁荣,增长率平均每年达5%。1994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达21 800美元,已超过英国、加拿大、澳洲,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及文莱。经济的持续繁荣令香港实现全民就业,市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置业及改善居住环境的欲望和能力大大提高。香港的房屋问题正逐渐从“有没有”的问题过渡到“由小而大”的问题。〔5〕然而,受到地少人多基础条件的制约,香港私人住宅单位大部分属于七、八百方尺或以下的单位。(见表5.4)市民“细屋换大屋”的行动使香港住宅房屋结构性问题凸显,对大中型住宅提出更大的需求,这就是90年代大型私人屋邨备受欢迎、售价持续攀升的重要原因。

与长江实业齐名的是新鸿基地产,新地的前身是新鸿基企业和永业有限公司,由郭得胜、李兆基、冯景禧等三人联手创立,商界将三人并称为“三剑侠”。郭得胜(1911~1990年),原籍广东中山,早年随父经营洋杂批发,抗战爆发后避居澳门,开设信发百货商行。战后移居香港,在香港上环开设一间“鸿昌合记”杂货店。后来,郭氏取得日本YKK拉链的独家代理权,当时适逢香港制衣业崛起,生意滔滔不绝,其销售网络扩展到东南亚各地,赢得“洋杂大王”称号。郭氏藉此赚取他日后在香港地产界大展拳脚的资本。踏入10月下旬,在东南亚金融市场获取巨利的国际机构投资者开始将目标转向香港。10月21日,美国摩根斯坦利全球首席策略员巴顿·碧斯表示,将减持环球投资组合中已发展亚洲市场所占比重,从原来的2%减至零。他并认为:亚洲股市已处于危险的下跌周期,其第二阶段的跌势已经开始,并将由香港股市率领。当日,香港股市应声下挫并连番暴跌,揭开了香港金融风暴的序幕。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关系也相当密切。自50年代地产业逐渐风行“分层出售,分期付款”的售楼制度以后,金融业在地产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地产业对金融业的影响亦日益扩大。在金融业贷款业务中,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历来占有很高的比重。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地产业的迅速发展,金融业对地产、建筑业的贷款亦大幅上升。据统计,从1992到1998年,建造及物业发展及投资、楼宇按揭贷款总额就从3688亿元增加到10058亿元,其在金融业在香港使用的贷款总额中所占比重更逐年上升,从40.5%上升到51.4%。(见表6.9)由此可见地产业对金融业影响之深。每逢地产市道景气,楼价攀升,地产业对银行贷款需求就急剧增加,给金融业带来了丰厚利润和繁荣景象,而一旦地产业调整,楼价大幅下跌,银行业就会出现大量呆、坏账,甚至触发金融危机。这种密切关系已经被近数十年香港经济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从需求看,90年代以来香港人口增加速度远远超过港府原来的估计,截至1996年中,香港人口总数已达631万,按照港府1992年时的估计,这将是2006年以后才达到的数字。由于人口的急增,香港的住户数目从1991年的1582000增加到1996年的1856000,其中约78%的增幅是基于13%的人口增长,主要源于中国内地的合法移民和海外劳工的涌入,以及较早期移民海外人士的回流。此外,住户的平均人数也趋下降,从1991年的平均每户3.4人下降到1996年的3.3人(见表5.8),这也加速了住户数目的增加。这一时期,新落成住宅供应量明显未能追上新增住户数目。据统计,1991年至1996年期间,新落成住宅单位共163164个,而新增住户数目则达273176户,前者只及后者的6成。90年代中期,港府发现住宅楼宇供应严重短缺之后并未能即时采取有效措施,致使楼宇供求出现严重失衡状况。

新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主持人郭得胜高瞻远瞩的目光及其紧扣市场循环盛衰的投资策略。郭得胜是香港地产界有名的“大好友”,他看好香港房地产业的长远发展前景,因而往往能在地产危机中以低价购入大量土地,发展物业,然后在市道复苏时高价出售,获得厚利。其实,他这种“人弃我取”的投资策略早在新鸿基企业时代已运用自如,1965年至1967年期间,香港先后发生银行挤提及政治骚动,触发了资金外流和移民潮,地产市道一落千丈。这期间,郭得胜等人趁低价购入不少土地,并建成22幢总值约7 000万元物业,为日后发展奠下基础。1974年,香港经济因中东石油危机的冲击而陷入低潮,地产市道再度回落,郭得胜看准香港人口膨胀,日后必然向新界新市镇发展的趋势,遂运用手上资金大量购入新界土地和换地权益书。1978年香港经济转趋繁荣,刺激地价楼市飙升,新地也进入收成期,所推出的楼盘都获利丰厚。地产业对香港经济的各个主要行业都有重要影响。与地产业关系最密切的是建筑业,地产业兴旺必然带动建筑业的繁荣,而地产业的调整则首先影响建筑业的发展。如20世纪70年代中到80年代初,香港地产业持续兴旺,使建筑业也相应出现了长达8年的繁荣期,建筑开支从1975年的39.96亿元增加到1982年的247.87亿元,7年间增幅达5.2倍。然而,1982至1984年间地产业衰退,使建筑业陷入困境,开工地盘大幅减少,政府工程也因财政困难而收缩。1984年成为该业10年间首次出现衰退的年份。踏入过渡时期以后,地产市道复苏,建筑业再次获得迅速发展。1997年,建筑业的生产总值达731.39亿元,比1985年的120.38亿元增长了6倍。由此可见地产业与建筑业关系之密切。金沙577944至于私营房屋方面的兴建,情况更加复杂。根据香港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在私人发展商的整个建屋过程中,建筑期通常只占整个过程的一小部分,而审批程序则占最多时间。一般而言,最短的发展期为5年,而最长的可延误达10年或以上。〔4〕因此,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亦指出,政府将订定一系列具体措施,简化政府在住宅楼宇方面的规划、土地和建造审批程序。(见图6.1)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并表示,为了实现在2007年底前香港七成家庭能够自置居所,以及从2005年起轮候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3年,政府还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未来10年至少让25万居住在租住公屋的家庭以负担得起的合理价格购买所住单位,兴建更多的居屋和夹心阶层住屋单位,设立首次置业贷款计划,协助市民自置居所,以及兴建更多的租住公屋。董建华并承诺,将在1999年前将土地发展公司改组为市区重建局,以加快市区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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